昆明历史文化:清末的云南

风卷云舒,惯看桑田变沧海;古往今来,多少故事笑谈中!朋友们,今天给你们讲一段关于清朝末期昆明的事。进入19世纪以后,欧洲资本主义有了迅速的发展,资本主义列强力图以商品输出来打开中国的门户。1840年中英鸦片战争以后,腐败的清王朝一蹶不振,中国门户洞开,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中国的邻邦朝鲜、越南、缅甸等国相继沦为外国资本主义的殖民地,中国边疆出现了严重危机。云南与法国的殖民地越南、英国的殖民地缅甸接壤,直接受到严重威胁。英、法列强人侵缅甸、越南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要打开进入云南的通道,以便扩大他们在中国的势力范围。

他们要从云南打开进入中国的“后门”,或如他们所说:“为中国西南无限的市场打开一个后门。”在18世纪,英、法两国就开始窥视云南地区。19世纪初,英国侵入缅甸以后,计划开辟印度、缅甸到云南的交通,以便侵略我国的西南地区和长江流域一带。英国多次派遣调查队、武装探测队等人侵云南,制造事端。英国的“中国通”甚至直言不讳地宜称:“缅甸的重要还不在于它本身的贸易,更重要的“它构成我们通往中国的大路的一部分。中国才是我们将来的真正的市场。”这样,英国入侵云南的马嘉理事件、左孝臣事件、片马事件等遂相继发生。19世纪中叶,法国入侵越南以后,也企图进一步人侵云南,什么探测队之类的活动,络绎不绝。

法国人古德尔孟在其《云南游记》一书中别有用心地说:“云南之气候温和,尤似法国南境,于法人尤为相宜。其矿产之富,物产之饶,较诸越南奚音霄壤,…吾望他日火车游行云南时,吾法之权力随之而达于云南全省。”其侵略野心不打自招。于是中法战争、七府矿产事件、滇越铁路等问题陆续发生。伴随着帝国主义在中国掀起的“割地”狂潮,云南更成为英、法殖民主义者的势力范围近代云南各族人民,在外国列强和封建势力的侵略、压迫下,不仅从来没有屈服过,反而激起了他们更大的反抗侵略和压迫的斗争。辛亥云南起义以前,就曾有过杜文秀起义、李文学起义、马嘉理事件、刘永福抗法斗争、反对英国侵占猛乌乌得的斗争、反对法国修筑滇越铁路的斗争、昆明人民的抗法斗争、反对英国入侵的片马事件、周云样领导的矿工起义等事件。

清末的云南,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都十分尖锐,反帝爱国运动不断。19世纪末,以孙中山为代表的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登上了政治历史舞台。1894年,孙中山在檀香山成立了中国最早的资产阶级革命团体兴中会。此后,各种各样的革命团体和爱国团体,如雨后春笋,纷纷出现。1905年,孙中山联合了几个革命团体,在日本东京建立了同盟会,这是中国最早的资产阶级革命政党。同盟会的成立,标志着中国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同盟会成立后,云南留日学生杨振鸿、吕志伊、赵伸、李根源等立即加入,并组建了同盟会云南支部,吕志伊为支部长兼同盟会总部评议部评议。

稍后,云南留日学生加入同盟会的尚有:罗佩金、殷承献、叶茶、赵复祥、唐继尧、刀安仁、黄毓成、张开儒、庾恩肠等上百人。1906年1月,孙中山、黄兴接见云南留日学生说:“云南最近有两个导致革命的因素:一件是官吏贪污,……已引起全省人民之愤慨;另一件是外日亟,英占缅甸,法占安南(即越南),皆以云南为其侵略之目标。滇省人民,在官吏压榨与外侮侵凌之下,易于鼓动奋起,故筹办云南地方刊物,为刻不容缓之任务。在孙中山、黄兴以及留日学生、海外华侨的支持下,作为同盟会云南支部的机关刊物《云南》杂志社于1906年4月成立,同年10月出版创刊号。

直到1911年辛亥武昌起义爆发时停刊,长达5年之久,共发行23期及特刊《滇粹》1期《云南》杂志是辛亥革命以前,各省以省名称命名的杂志中,坚持时间最长的一种。《云南》杂志以宣传民主主义,揭露清王朝的腐败,反对英、法等帝国主义侵略云南为主要内容,广泛阐述资产阶级革命派的主张,涉及政治、经济、文化教育、中外历史等许多方面。所刊文章大多语言生动,说理清楚,富有战斗力,成为云南近代史上一只革命的号角。《云南》杂志虽然以一省之名命名,主要宣传对象是云南读者,然而它的影响却大大超越了一个省的界限,成了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的重要舆论阵地,是学生界的“杂志之花”,发行量由几千份上升到1万多份这在20世纪初是个很大的数字。

在同盟会机关刊物《民报》及《云南》杂志影响下,辛亥革命前夕,云南先后发行了多种进步刊物,如《云南公报》、《星期报》、《云南旬报》、《云南日报》、《滇话报》等,有力地促进了云南人民的觉醒,为辛亥革命在云南的爆发作了舆论准备。与此同时,同盟会云南支部加紧了革命组织工作,以杨振鸿等人从日本先期回国,先后创办“兴汉会”“滇学会”、“敢死会”、“死绝会”等组织,作为同盟会的外围组织,并在防营、新军中发展成员。1906年后,云南境内开始有同盟会组织。“一时以昆明、腾越(今腾冲)的同盟会支部为中心。联络爱国革命人士,组织了许多革命团体。这样,云南就成为策划革命运动的重要省份之一。

1908年,同盟会在云南境内,领导了河口起义和永昌(今保山)起义,两次起义虽然都失败了,却进一步促进了云南各族人民的觉醒。清朝末年,民族危机和社会危机都十分严重。清王朝为了挽救垂亡的命运,进一步加强对人民的控制,中日甲午战争以后,在“振军经武,以救危亡”的号召下,决定重建新式陆军(简称“新军”)。20世纪初清政府决定将全国新军编为36镇(相当于师)。地处边陲的云南,因国防需要,计划建立新军两镇。到1909年2月,云南新建陆军编成一个镇,被授予新军第十九镇的番号,兵员超过1万人,加上旧有的巡防队官兵,这时云南的官兵总数超过了3万人。新军的编练迫切需要新式军官。

因此,为适应新军的需要,开办陆军学堂,培养人才,势在必行。云南陆军讲武堂初办于1907年9月,次年2月开学,因学堂设施及教学质量均较差,结果才办了7个月就停办了。一年以后,1909年9月重办的云南陆军讲武堂开学,大批留日学生和同盟会员被聘为讲武堂的领导和教官,如李根源被任命为讲武堂监督兼步兵科教练,李烈钩、方声涛、赵康时、沈汪度、唐继尧、张开儒、庾恩旸、顾品珍、刘祖武、李鸿祥、李伯庚、罗佩金等皆为教官。虽然讲武堂总办先后为胡景伊、高尔登,但一切听李根源“主办,决不牵制”第二年,李根源继任总办(校长),完全控制了讲武堂的大权。

云南陆军讲武堂举办规模较大,班次较多,学生也较多,训练要求严格,学校纪律、教学都比较严肃认真。更重要的是,云南陆军讲武堂几乎从重建之日起,其大权就事实上掌握在革命党人手中。例如,辛亥革命前,已知道担任教官和教职员的47人中,同盟会员有17人,革命派人士11人,倾向革命人士8人,政治态度不明朗的11人,没有发现明显的反动分子。讲武堂的重要职务,几乎全为同盟会员担任。讲武堂内还秘密进行了同盟会员的发展工作,朱德就是在讲武堂学习期间加入同盟会的。

这样,革命党人不仅在事实上掌握了讲武堂的大权,而且使讲武堂成为革命派活动的重要场所和培养革命人士的基地。辛亥云南起义前夕,讲武堂学生大批分配入伍,或到新军中见习、任职,从而与新军中的革命党人相配合,协同进行工作,于是“部队中的士兵就被革命党人所掌握。”云南陆军讲武堂师生成了辛亥云南起义的基干力量,他们在辛亥云南起义和随后的反袁护国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云南陆军讲武堂是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云南的革命熔炉。